欧阳修在任职洛阳留守推官时，常与梅尧臣、尹洙、苏舜钦等知己好友诗酒唱和。在这里，他洞察民生疾苦，看清了官场的黑暗，撰写了《与高司谏书》，文章痛斥高司谏的丑陋与卑劣行径，因此遭到诋毁，被贬谪至夷陵。后又辗转各地为官，百姓的苦难生活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，他强调官员应当关心民生，体察民情。在他任职过的地方，许多州县的税负得以减轻，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。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人推行“庆历新政”，欧阳修鼎力支持并积极推动。面对流言蜚语，他义正言辞，写下了“君子与君子，以同道为朋；小人与小人，以同利为朋”的《朋党论》，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保守派贪污腐化，也因此被贬滁州。谪居滁州，他一改被贬之人的悲苦寂寥，纵情山水、畅享醉翁之乐，挥毫写下了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千古佳句。这是他经历政治风雨后，豁达与从容人生的写照，内心的坚守与平和，使他明白了韩愈“文以载道”的内涵。跌宕的仕途造就了他人生的“乐”，基层的管理促成了他做事的“实”，山水之美充实了他诗文的“情”。

欧阳修凭借超凡的内心与名满天下的诗誉，47岁时再次被召回朝廷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他担任礼部贡举主考官，以平实文风录取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王安石等杰出人才，被誉为“千年科举第一榜”，而欧阳修被誉为“千古伯乐”。然而这次举动，却有损太学生的利益。因在之前的科举中，以宫体诗最为流行，韵律平整、用词新奇，但辞藻艳丽、文辞艰涩，受到太学生们的追捧。这与欧阳修所推崇的“文以载道”背道而驰。

面对兴师问罪的太学生，欧阳修镇定自若，振臂高呼：“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！”这一高呼如霹雳巨浪，使一蹶不振的文风开始复苏，“文以载道”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。在古文运动的风口浪尖上，他用科举改革这一举措，改变了天下文风，使诗文有灵魂，让文学得以传承。这是他坚守与勇毅的成果，也是他成为文坛领袖的坚实理由。此外，他秉笔直书，修撰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，通过“春秋笔法”宣扬了他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观念，使后人察析历史，明辨是非。

当“文坛顶流”“政坛硬汉”“史学大佬”充斥着欧阳修的人生时，他却选择了“六一居士”闲逸的生活。“高处不胜寒”的炎凉和“友人渐离去”的伤感，让欧阳修倍感身心疲惫。暮年的他归隐颍州，又重温醉舞之乐，沉醉于西湖《采桑子》的美景与乐趣之中。“白发戴花君莫笑”是他返老还童的天真。一张琴、一局棋、一壶酒是他的日常生活。从庙堂重臣回归到从容博雅的文人，他完成了文脉从范仲淹到苏轼的交接，延续了“醉翁”之乐，纵享“六一居士”之得。

正如苏轼所评：“论道似韩愈，论本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。”世人评价他为“唐宋八大家之首”。正因如此，欧阳修豁达正直的形象深深扎根在了人们心中，影响着后世之人的做事方式和精神境界，启迪我们只有坚守初心、追求真理，才能不断前行、方得始终。

（指导老师：张志文）